2008年11月21日星期五

陈伯达修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作者:王文正

  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许多罪行。我在第一审判庭参加了对陈伯达的审判。

  凡是从“文化大革命”岁月里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在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出不久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社论,题目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一篇社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着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时不少人将这篇社论奉若神明,大小单位都组织学习。

  就是一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们,这时也感觉到这篇社论是有来头的。

  这篇直接影响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社论,是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阴谋庞大计划最早的序曲。

  其实,这篇社论开始时的标题并不是这样的。

  196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和《解放军报》社的朱鹏、尚力科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并受命于当天上午10时去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受陈伯达、康生的“指示”。

  见面之后,陈伯达和康生就说,要你们来就是要赶写一篇社论,预定于次日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做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陈伯达强调说:“社论是报社的旗帜,是灵魂,今天就要写好这篇,明天发表。”

  接着,陈伯达就发挥他的“写作天才”,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点,让这几个人写好后再拿去给他“过目”。

  当天晚上10时之前,这篇社论送陈伯达处,社论的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接到社论的初稿之后,就在当晚10点钟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两次挥毫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加上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新名词。

  由陈伯达首先在当时的报纸上制造出来的这些名词,一时间风靡了整个中国。

  在此之后,陈伯达觉得还不够劲。

  深通文墨的陈伯达是知道一篇社论标题的重要的,经过反复推敲之后,他大笔一挥,将原来的《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改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当晚没有送党中央、毛泽东审查,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这是陈伯达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发布的一道反革命动员令。

  这是陈伯达送给一切“牛鬼蛇神”并用其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宝”。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内容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16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16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地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邪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

  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红旗》一九六六年八期

什么是破四旧运动

破四旧运动的内容
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需要指出的是,具体如何做,党中央并没有制定具体方针。

破四旧运动的背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把基于中共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因此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反弹,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 还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值得注意的是,破四旧给中国文化带来的这场浩劫,破坏的大多是地面上存有的文化文物,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由于其价值重大却被保存了下来,比如作为最高皇权象征的故宫,由于周恩来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进行军事保护,以及其作为反面教材的作用,并未遭到直接破坏。 
  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徐文长、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甚至被掘墓鞭尸。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但已经没有1966年那样简单、激烈的行动了。 

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的背景

    在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着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四人帮”的党羽,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的影响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

    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题”。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那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邓小平还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完整的指导原则,论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并强调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的动摇。

    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

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中国,特指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出现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思潮。其实质是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内摆脱社会主义的轨道,实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制度。其核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当今世界,无疑是个压力偏大的年代,然而中国,尤其显得严重
中国,这个神圣,自豪,发展前景广阔的国度,这里的人们当今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此,我不方便予以解说,因为搞不好记者是要上门来采访我的,这是中国的国情.
我很感到欣悦,今生能够来到这样一片开放的土地上,大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既不受社会的谴责,也不会因为取财遭受良心的责问.

  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在今天看来,不是不中听,是人们根本就无从去解读它.

  举一例子;"在一个遥远的偏远山区,一个花样年华的小伙子的工作就是天天上山坡去放羊.有一天,村长问他,你每天去放羊的目的是什么?小伙子说把羊养大了牵到集市去卖,村长说很好,有经济成分的味道,接着又问拿到那点钱后想往哪个方向发展?小伙子说取个媳妇,村长沉思片刻,又问有了媳妇想干啥?小伙子说生一堆娃,村长恐道,要一堆娃来搞起义啊?小伙子道,多生几个可增强劳动力,多放几只羊.''

  这个小伙子走的是什么道路?

  资本主义,这个词甚好理解,下面的这些人和事统统的在走这条道路.

  深圳华强北,一个在这里发了财却被人说是在做不正当勾结起家的地方,这里走过十个人,里面至少有五个想自已开公司,有三个正自已开公司,有两个曾经开过公司。这里走过的十个人,里面至少有五个打算从事IC行业,有三个正在做着IC,有两个曾经做过IC。三年前,我有幸成为了这三个人中的一个。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不知不觉走过了IC生涯的十几个春秋,看着一个个跃跃欲试的新面孔,我这个曾经的新新人类希望能够通过记述我曾经的点点滴滴给大家一些参考。如果你想做老板,我建议你做IC,这里门槛低,收益高,风险小,见效快,无数的新面孔正在蜂拥而来,每天在这里注册的公司都要用两位数来计算;如果你想做老板,我反对你做IC,这里高手如云,巨头环伺,机关重重,前途黯淡,每天倒闭的公司同样也能达到两位数。IC行业,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阁下!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

邓小平执政后20年的若干失误

    1、在一段时间内,对思想乱解放,肆意诋毁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纵的态度。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甚嚣尘上。虽然后来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纠偏,但为时巳晚,祸根难除。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性发展,是以此为起点的。

    2、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主要是无视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了具有独立的有着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这一基本事实。而过多强调失误,甚至不惜歪曲和抹黑历史,放任对大跃进期间个别失误的夸张宣传,放任“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缪论流传,使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觉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是失败的,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产生怀疑,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

    3、对文革矫枉过正,走极端。毛泽东在文革中至少有2个方面是需要肯定的:一是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党的干部脱离群众,变成特权阶层等阴暗面,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回他们掌握的权力,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共产党人亡政息。这个出发点无论如何是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看清了毛泽东并不是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斗争。 二是毛泽东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共产党人亡政息问题的伟大探索。毛泽东终生奋斗的目标,一方面是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一方面是建设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与黄培炎谈话时就说,要通过人民民主解决人亡政息问题。他不空谈,而是不断探索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依靠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监督各级领导干部。文革就是这种探索。即使这种探索是失败的,但它也是悲壮的。邓小平连这两点都否定了,结果是纵恿脱离群众的干部向特权阶层转化,从一个方面加剧了党内腐败,也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有合法性。同时又使共产党在民主建设上倒退了。

    4、虽然主持制定了正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没有下功夫制定实行基本路线的具体方针政策,把这项重要工作交给精英改革派了。这些人搞出的东西与基本路线是打架的。实行的结果与基本路线背道而驰。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失败的标准,走到邪路上的几个“如果”几乎全部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5、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只强调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事实上放任经济上的私有化,放任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试问,在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私有制经济占半壁江山并继续扩张的条件下,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能有多大的效果?

    6、拒绝批评,拒绝不同意见。这就是他发明的“不争论”。这和集思广益、实行民主是对立的。

    7、用人失当。他用的两任总书记都不坚持党的基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来越严重,并开辟了私有化的道路。

    8、还有“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政策,让中国很多的高端技术比起文革前,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后了。还有让党的干部越来越脱离了群众,造成现在的上访越来越多。

    邓小平的上述失误,使他在为建立新中国作出过贡献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给现在的领导人留下了巨大的难题。